• 「善有善报」──我们行善是为了让自己有好的结果吗?

2020-06-11

「善有善报」──我们行善是为了让自己有好的结果吗?

在这区区几个月之间,我遇到了三起相当类似的事件,并且从这三起事件中,得到一个共通点:全都让我为他们感到「无奈」。

已经实现的《日本国宪法》热卖现象反核武扩散运动的急遽大众化义工活动在市井小民间的扩散文化

光是一九八二年前半,就有无数现象在特定时间点,如水库洩洪般涌向日本大众,甚至沖到我的生活周遭。

这种潮流如何称之?为了要找出几波浪潮背后的意义,我认为必须找出底下共通的发想。

一个意念是:「行善」或称为「绝对的善」。这种意念带给我一种「无奈」。

我无意藉由这种无奈否定他们的善行,反而在这股慈善活动潮流中,自己随波逐流的虚脱感觉得一阵阵无奈。为了解读我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矛盾,我试图站得更远,以一睹这个时代的大众总体相。

提供八○年代各种世代消费的密室,是因应不同世代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而製造出的身心净化装置。

卡拉 OK 满足了管理社会下一个世代想当主角的心愿,同时也在管理社会的压抑下,感情逐渐封闭的人们,能透过无情追求利润的获利系统,让必须活在性恶论循环社会下,心中燃烧的小小野性,能得到一时解脱。

愤怒(职业摔角)则透过正反派的分组,让一个世代的观众将情绪投射在复仇的英雄主角上,意图透过密室中的娱乐,净化自己处在管理社会中被禁锢的真实心理。

欢笑(漫才)以笑倒观众为目的的向度,常常透过拆解社会不合理过程中得到的快感,以及实话背后显现的人性真实,让观众产生共鸣,以得到精神净化效果。

透过这些密室的判读,从追求各自身心净化密室的不同世代间,我找到了最基底流窜的一个共通意识。

这些一面倒偏向正义的密室,具有一种相对性的类似:晴世界里正大光明的正义与绝对善良的狂热,到了亵世界则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如果有一边专投变化球,另一边则专投单纯、乐天的直球。

但是现今社会大众的自我表现,无论是在晴世界还是亵世界,前提都建立在实现「正义」「善良」的能量上,这时我又要对于自己不明白之处提出一个疑问。为什幺八○年代的社会意识,才开始往行善的潮流倾斜,并且纷纷以此为标榜呢?

这些标榜的社会背景,我想当然是几个相对于此的时代之恶。

以《日本国宪法》为例,宪法读本之所以畅销,是因为要对抗战争这种时代之恶;反核武则是要对抗核武扩散这种时代之恶。

经过了挫折的七○年代,到了这个管理体系已经庞大到年轻人无法撼动的现代,过去对体制的反抗,在光天化日下只能透过「歌唱」博君一粲,而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已不是暴动的季节了。

这时人心暗藏的正义转趋内向,各自残余的正义感,并不透过密室中的代理性正义得到排解,而在一九八二年五月,透过光天化日下挥舞的三面大旗──「反核武」、「宪法」、「义工活动」──得到了群起响应。这三种运动中,各自具有反战、反核武、救助弱势的正当性,但光是标榜如此,不必特别拖到现在才做,过去就应该进行。

我最感到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幺是现在?」

在现今的自我本位社会轰动一时的行善潮流,可能是一种以驱逐他者的救赎或恶行为旨的自我救赎。但我无意就此简化成透过战争破坏他人生活,以得自我救赎的简单公式。我想说的是,八○年代的大众在晴世界中对行善的着迷,岂不是隐藏在日常的自我救赎中吗?而为什幺不是过去二十年,偏要在八○年代爆发?在日常生活中行善,得到的救赎又是什幺?

在此我要再回头提「反核武扩散联署」与「爱心劝募」的故事。T先生打电话给我时,我对他之所以没有异议,是因为长辈的压力使我不得不参加,并觉得这件事很「无奈」。

我们在这个把自身利益放最前面的社会结构里,也生活了二十年。现在每一个人都沉浸在一个商业国家的自我本位主义(Me-ism)泥沼之中。这种偏狭的环境,生在这种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邻居、陌生人,乃至于亲子之间的交流关係,常常处在一种利害互换的状态下;人们不仅在不知不觉中习惯这样的关係模式,也常受到这种架构的束缚。

身为这样的「被害妄想」或是「加害妄想」社会的成员,并且偏狭地活着的时候,不论是谁,都会想要追求一种在利害关係之外的互动方式。也就是一种无偿的、不涉及金钱利益的行为。这时候,在每个人心灵深层满布尘埃,且沉睡已久的性善基调,会突然被唤醒,并且开始震动。

这种摇晃的人性基调,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良心。就像一亩经年累月久旱不雨,土壤表面呈现龟裂的田,总是渴望着雨水的滋润。

在这种状况下,伴随着无奈而来的这种冷笑,对我来说是否如同一种情况:假设我是一条泅游在性恶汪洋中的鱼,在我良心饥渴之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叫做「免费行为」的良心诱饵,而这岂不就象徵了一种无形的利益吗?

而且T先生的这一通电话,不仅让我咬下免费行为这一粒诱饵,也包括了捐献五千圆的请求。

我现在不仅可以透过联署来饱足自己的良心,还可以透过不痛不痒的捐款,买到「成仁取义」这种日本人至今已经不再闻问的良心宝座。

进一步说,他那样的免费行为与自我牺牲,可从我的身上而非别人身上得到,便是人性的光辉(其实他也曾从很多人身上得到)。有朝一日,如果我的性善论让其他人表扬,而成为人性的荣耀,则付出善意这件事,即使我们一向视为理所当然,却能清楚地确定出向来无法实证的中产阶级意识。

行善是一种能找回许多失去事物,了不起的行为。得到的是过去不曾理解的人性本善,以及全世界的一切。

在八○年代晴世界中,大众对行善运动的热中,透过我的假说,判断他们正以隐恶扬善、拯救人类之名,不知不觉将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人救赎,当成了他们的目的。

这种行善运动,长期存在于性恶论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把这种时代潮流,称为八○年代民众治疗精神匮乏的一种方法,是否过于残酷?

在午后的灿烂阳光下,一种名为行善,并具有各种疗效的大树,在八○年代的土壤中扎根茁壮,并且形成了巨大的树荫。为了掌握树与林的完整样貌,我想向下挖掘这些树的根节。

北欧有这样一则童话故事:有一个村庄,住着一个酷爱苹果派的男人。他和村子里最会烤苹果派的女人结婚,女人每天都做最好吃的苹果派给男人吃,而男人因为吃了太多妻子做的苹果派,最后英年早逝。

过剩的爱可以杀人。女人不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做苹果派,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不定这种过程中,根本没有爱的存在。

没错,这正是发生在八○年代日本家庭的亲子关係,也就是苹果派家庭的氾滥。

许多父母把过量的苹果派误认为一种对子女的爱,并且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废人。八○年代这些在给予时缺乏思考,也就是说缺乏爱心伦理的苹果派家庭中,孩子们明明都将被过剩的苹果派噎死甜死腻死,父母们却还要用生产过剩的苹果派来救人;这样的施捨之轻率,实在令人痛心。

不论数量多寡,那些欠缺伦理的苹果派,说不定就与杀死自己子女的父母一样,不知不觉间犯下我的错误。

或许其他人都一定会觉得,给总好过不给吧?但是我想问的是,在施捨时的正确态度,以及给予过程中的伦理(其实「施捨」这个词本身就是错的)。

以自己的尺度衡量的「爱」是温和的。但是透过他者的尺度去衡量一样的爱,却是难如登天。难就难在衡量爱的时候,伴随着「无私无我」这种社会上最难的志业。古今有数不尽的宗教修行者,都难以越过这一道关口。生活在现今这种自我优先社会中的我们,想要消弭自己的利己意识,以他者的尺度去衡量爱,显得更为艰难。

但即使不可能,也不见得要全盘否定。

在过去,甚至是现在也一样,社会体系或风俗习惯里,总有建立在不可能前提上的事,并设法将之视做可能实现的理想。行善基于一种为自我救赎而行的伪善本质上,被人们放在社会体系之中,做为一种让社会体系中人际关係更加圆滑的策略。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律法,便是承袭这种理念。印度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教诲,都表明了富有者生前对贫穷者行善,灵魂在死后会得到救济。

在日本的前近代时期,也曾经有一种叫做「御利益」的功德。现在的日本大众,这方面的意识确实比前近代成熟许多。

在成熟社会中的行善,是在认清人性本质之后约定俗成的;与那种未成熟社会中,让自己更爱自己的善行相比,更加谦虚与勇敢。以善为根基,并随时洞见伪善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洞见自我救赎后的行善,对于接受者来说,是一种不需要承担束缚的美德。也就是说施就是受,双方的意识之间甚至连行善这种词句也互相抵销,彼此完全没有负担。

而住在这种不成熟行善社会中的我们,要养成这种对于行善的成熟认知,还需要许多试炼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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